船出水古钱币
瞰尽商海:沉船出水古钱币诉说沧桑
文:康家胜 图:曹珊珊
自2010年9月至2011年8月,经过考古工作人员历时近一年的努力,轰动国内外的菏泽元代古沉船田野发掘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发掘共计清理出土了以元青花龙纹梅瓶为代表的珍贵文物130余件(套),全部暂时移交菏泽市博物馆收藏,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及收藏人士的极大关注。作为菏泽市博物馆的一名文物研究人员,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批出土文物的接管与保护工作,并在第一时间对沉船出土的这些珍贵文物进行了简单的泥沙清理与统计。在初步拣选出的60余枚古钱币中,能辨清钱文的就有十余枚。这十余枚能辨清钱文的古钱币发现于沉船的第2、5、6舱内和第7舱夹板中、12舱船板下面,由于历经数百年的埋藏,穿系的麻绳已经腐烂,钱币也多锈蚀在一起,钱币的方孔中仍能看到麻绳的痕迹。其中:
五铢,青铜质,一枚,光背,篆书,直径2.3厘米,重量2.9克。
开元通宝,两枚,光背,隶书,一枚直径2.5厘米,重4.1克;另一枚直径2.4厘米,重3.1克。
咸平元宝,一枚,楷书,直径2.7厘米。北宋真宗赵恒咸平年间(公元998-1003年)铸的年号钱。
至道元宝,一枚,楷书,直径2.5厘米。北宋太宗赵炅亲书钱文,至道元年(公元995年)铸。
祥符元宝,一枚,行书,光背,直径2.5厘米,重3.5克。北宋神宗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铸行。
元祐通宝,一枚,篆书,光背,直径2.5厘米,重 克。北宋哲宗赵煦,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公元1093年)铸造。
淳熙元宝,一枚,楷书,背十,纪年钱 ,直径3.0厘米,重6.2克。南宋孝宗淳熙元年至十六年(公元1174~1189年)铸。淳熙七年起,背文添加纪年,
熙宁重宝,一枚,楷书,光背 直径3.2厘米,重7.4克 熙宁重宝是北宋的铜钱,为宋神宗(1068年)时期铸造的。
圣宋通宝,一枚,篆书,光背,直径2.5厘米,重3.3克,一枚直径2.9厘米,重6.5克。
元丰通宝,一枚,篆书,光背,直径2.4厘米,重3.5克。北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公元1078年~公元1085年)铸造。
五行大布,1枚,篆书,背龟蛇剑七星 直径3.3厘米,重7.7 克,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建德三年(公元574年)铸。为著名的“北周三品”之一。
异形政和通宝,1枚,篆书,光背,直径3.3厘米,加提梁高4.7厘米, 重11.8克。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公元1111年~公元1117年)铸造。
异文银质方孔圆钱,银质,光背,直径2.7厘米,重7.7克,文字暂未识读,年代不详。
上述古钱币,从时代上来看,上至汉代,下至南宋淳熙年间,历经十余个朝代,时间跨度达1000多年;从质地上来看,有铜质、银质两种;从钱文书体上来看,有篆书、行书、隶书、楷书和异文等;从钱背来看,有光背、纪年款和动物图案、器物图形等;从功用上来看,又分为行用钱、厌胜钱(压胜钱、花钱)两种。
菏泽元代古沉船上出土的这些古钱币,有很多令人费解的问题,如: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先朝的铜钱串在一起呢?为什么没有发现元代铜钱呢?对这些问题,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请教了多位国内知名的考古专家,初步理清了一些思路,在此与诸位专家同仁和藏友进行探讨一下。
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在我国古代,铜钱与白银一样属于硬通货,其价值与他本身的金属重量价值相差不多,铜钱每一枚法定重量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不变的,这是与外国铸币不同的一个突出特点。如唐武德四年(621年)确定开元通宝一枚重一钱以后,一千余年虽经无数次改朝换代,而铜钱的法定重量却基本没变动,战乱或通货膨胀的时代,流通的铜钱具有保值功能。据文献资料,北宋晚期,一枚铜钱仅能买到一碗豆浆;铜钱贬值太厉害,私下消熔了铸造一些实用器满足自己的所需,这种情况在宋元时期是常有的事。
元代钱币相对来说铸造的比较少,货币流通主要是以行钞、白银为主。建国初期曾经明令民间交易禁止使用白银,推行纸币。但这种禁令收效甚微,未能阻止白银的流通。白银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尺度。民间借贷、劳务报酬、物价的表示、日常贸易大都用银,小额的买卖使用铜钱。一些考古专家认为沉船中第2舱出土的小秤盘与小秤砣,就是用来称银子用的称量工具。铜钱在元代的铸造处于从属地位,据传说:元世祖忽必烈建都上都城后,曾想仿效宋朝,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但有大臣劝阻道:“铜钱乃华夏阳明政权之用,我们起于北方草原地区,属于幽阴之地,不能和华夏阳明之区相比,我国适用纸币。”忽必烈认为有理,便决定用纸钞而不用铜钱了。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元朝政府印行“中统元宝交钞”,“中统元宝交钞”是一张一张的,可是位却用两,每两相当白银五钱,这显然是由于元代流通白银的缘故。当时政府为了维持纸币,还曾禁止过使用铜钱。可是由于纸币不断的贬值,老百姓在私下仍旧通用铜钱。到武宗至大二年(1309),铸造了大量至大通宝铜钱。钱文分汉文和八思巴文两种。《元史 食货志 钞法 》记载“若钱,自九府圜法行于成周,历代未尝或废。元之交钞、宝钞虽皆以钱为文,而钱则弗之铸也。武宗至大三年,初行钱法,……。历代铜钱,悉依古例,与至大钱通用。其当五、当三、折二,并以旧数用之。”于是,历朝历代的铜钱又恢复了合法的地位与当朝发行的钱通行使用,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沉船考古发掘工作中没有发现元代的纸质货币,材质和沉船环境是保存不下来的重要因素。至于沉船中有没有元代的铜钱,还要有待于沉船出土文物全面清理后,才能知晓。
菏泽元代古沉船上出土的这些古钱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折射了这一时期的民风民俗、精神理念、宗教信仰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等诸多经济文化内涵,为研究我国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以及山东境内运河漕运文化,提供了颇为珍贵的文物实物资料。在此笔者简单谈一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与大家共享。
沉船第12仓与船头结合部位的船板下面发掘出三枚古钱币,已知两枚为厌胜钱,一枚为异文银质方孔圆钱。厌胜钱又称压胜钱、花钱,即不能用来流通购物的非行用钱,是与我国民俗,民风渊源关系最紧密的一类钱币,主要是用来避邪,祈福求吉利的饰物。虽不是流通货币,却被人们视为特殊的灵物,赋予类似宗教或巫术的文化功能,世代口传心授,代代相传,对我们研究当时社会情况、风俗习惯和民间文化艺术等,有着极宝贵的参考价值。
五行大布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铸。为著名的“北
周三品(布泉,万国通宝,五行大布)”之一。北周铸 “五行大布”钱的背景与当时的文化、经济、政治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佛教势力控制的和尚有三百万之多,这使的国家的土地和户口受到威胁,赋税得不到保证。加上当时的战事、蝗灾、旱灾等因素,周武帝采取来了“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措施,罢佛、道两教势力,但是周武帝对道教这个中国土生土箍的宗教,尤其是其阴阳五行学说“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循环不止”十分宠信,因此在灭佛教与道教的次月意味深长地特铸“五行大布”钱。此钱背铸龟、蛇、剑、北斗七星,亦是将道家想象中的,超越于自然社会的驱邪镇魔,禳灾祈福,趋吉避凶等法力赋予此钱上。“厌伏其人,诅咒取胜”保佑平安。
异形政和通宝挂灯钱,该钱为篆书政和通宝,在钱的上部附加铸有一条花边环形的提梁,下部铸两点形式像两只小脚丫,其制作规整,造型优美,据《大钱图录》载:“钱局岁十二月例精铸制钱若干缗呈进,谓之挂灯钱。”根据这枚铜质精良,制作精美的年号钱“政和通宝”的造型,疑似为一枚为宫廷特别制作的作为宫灯坠使用的挂灯钱。后来该钱不知什么原因,从宫中流出,被出土于菏泽元代沉船中的人所赏玩。此钱在旧钱谱中未见有记载,甚为罕见。
元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长年行走在外,世道的艰辛,江河湖泊中大风大浪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使船家思想上有所畏惧,把具有驱邪镇怪、趋吉避凶的钱币,戴在身上或放置船上,这也是船家为了在行船保护人身与财产安全,祈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具体体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民风民俗和宗教信仰。这也和近年在“南海一号”沉船中发现的装“七星伴月”状的“保寿孔”这一习俗,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
至于释读不了的异文银质方孔圆钱,笔者认为这枚钱币更具有不可估计的文化内涵,应极为珍贵。其形制具有中国人独有的“天道圆,地道方”的宇宙观,钱文疑似阿拉伯文,却不是阿拉伯文的字符,亦不是蒙文。请教诸多泉友后,均称该钱甚为罕见,释读不了其内容。在请教了美国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李旻教授后,他猜测钱币上是用西亚的字母拼写的回鹘或蒙古文,在蒙古帝国内按照中国传统钱币样式制造的一枚纪念性钱币,因为当时有许多西亚商人在中国境内生活和经商。他将这枚钱币的图片发给了一位能释读西亚文字的老师进行辨认,相信不久就会有释读的结果。
发表于《东方收藏》2011年第11期